婦女參與民主政權管理是衡量婦女解放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。建國初期,天津市廣大婦女在政治上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同時,一些優秀、才華出眾的女性脫穎而出,登上政治舞臺,參加國家管理。在天津市的政府機構中,不但有大批女干部從事各項工作,而且有不少女干部在各級人民政府、人民代表大會、政治協商會議、公安、檢察、司法等單位擔任領導職務。她們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,為國民經濟的發展,為國家政權的鞏固與建設,為婦女的解放做出了貢獻。這反映出中國婦女的政治地位在不斷提高,婦女的參政和議政意識不斷增強。
一、參加民主普選,行使民主權利
在舊社會,婦女不僅受著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、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,而且在男女地位上極不平等。由于社會上存在著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,婦女被剝奪了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。在舊中國婦女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建國后,婦女在政治上、經濟上以及各方面的權利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,社會地位、政治地位大大提高。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(草案)》(以下簡稱《選舉法》)規定,婦女在各級選舉活動中與男子一樣,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1953年,鄧小平對《選舉法》作了詳細說明。他指出婦女參加普選的重要意義,所有男女選民都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選舉。4月,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出《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》,由此,天津市開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普選工作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全民民主普選運動,對于婦女來說,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。普選不僅是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,還是建國后婦女大規模的參政之舉。
天津市的普選工作從1953年5月開始籌備,并成立市選舉委員會。6月,天津市的普選工作陸續開展。天津市的普選工作分兩個階段,一是人口調查、選民登記;二是正式選舉。
普選初期,婦女中普遍存在“普選與我無關”思想,認為“男主外,女主內”,選舉是“老爺們”的事,女人管好家務,照顧好老人、孩子就行了。市民主婦聯針對婦女中存在的這些思想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發動。根據《天津市選舉工作計劃大綱》的部署,市民主婦聯組織婦女骨干率先學習。全市參加普選學習的街道婦女干部2400名和婦女代表1.4萬多名,并通過廣播訓練婦女總代表3萬余名和婦女小組代表。這些婦女總代表和婦女小組代表是普選宣傳工作的積極分子。她們利用集會、串門等方式把普選的意義宣傳到每家每戶。許多婦女還被推選為選區的選民小組長、選舉資格審查組長等。通過走家串戶的宣傳,全市90%以上的婦女群眾受到普選的宣傳教育。通過宣傳,使婦女群眾認識到《選舉法》賦予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,婦女也是人民中的一員,參加普選就是行使自己的權利,一定要重視珍惜。廣大婦女群眾提高了認識,以主人翁的姿態和熱情積極參加民主普選活動。天津市參加普選的婦女來自各行各業。婦女們說,過去婦女在家庭、社會都沒有權利,現在毛主席讓我們當家作主,婦女也有了管理國家大事的權利。
解放前,天津市婦女大多是文盲、半文盲,許多婦女沒有自己的名字,姓氏隨夫家。選民登記時,許多婦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。當選民資格公布后,婦女們看到自己“榜”上有名,感動地說,過去活了一輩子跟黑人一樣,從來沒有名字,不是叫張王氏,李趙氏,就是叫“某某娘”,“誰誰媽”。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名字,感到真是翻身解放了。1953年,中國第一次選舉基層人民代表,許多婦女看到在選民證上第一次寫上自己的名字時,激動得熱淚盈眶。許多婦女把選民證叫做“當家作主證”、“解放證”、“翻身證”。參加選舉大會時,婦女們穿著節日的盛裝,歡欣鼓舞地來到會場。有的老年婦女走不動,請人攙扶著參加選舉。她們說,參加選舉是有生以來的一件大喜事,一定要親手投出這來之不易的一票。天津市廣大婦女十分珍惜這種權利,在選舉活動中表現出很高的熱情。
天津郊區郭莊子青年婦女蔣寶珍,結婚時正趕上選舉,她為了投票,推遲了兩個小時才上花車。她說:“結婚是大事,選舉更是大事,結婚是喜事,選舉更是喜事。”婦女參加選舉工作遇到家務、帶孩子等問題,各選區動員婦女自己想辦法解決,如,找親戚幫助照看孩子;成立互助組,同院、對門、鄰居相互幫助照看孩子和做家務;在開會地點附近成立臨時托兒所,請專人幫助照看孩子。
根據《選舉法》天津市對婦女代表名額做了相應規定。規定,市區女代表人數一般不少于代表總數的20%—25%。郊區婦女代表人數不少于15—20%。在普選運動中,婦女十分重視自己的民主權利,參加選舉的女選民達到很高的比例。1953年6月,天津市人口普查,天津市有2628317人,其中女性1183225人,占人口總數的45%。全市參加投票的婦女占登記婦女選民總數的95%。據九個區對508057女選民統計,女選民中有484499人參加選舉,占女選民總人數的95.36%。女選民最多的區達到99.8%。郊區也達到97.9%。
經過普選,許多優秀婦女被選為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。全市當選的1426名區人民代表中,女代表389人,占代表總數的27.28%(最高的一區達32.1%)。當選的女代表以女職工、女干部、職工家屬最多。有四個區當選的女人大代表達到69.88%。
經過層層選舉,到1953年11月下旬,天津市普選運動勝利結束。在天津市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28名代表中,有4名是婦女,占代表總數的13%;天津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,代表519人,其中婦女代表109人,占代表總數的21.03%;在1426個區人民代表中,女代表為389人,占區人民代表總數的27.28%;在街道各組織代表中,婦女占70%以上。市、區人民委員中女委員占13.65%。這些女代表勤勤懇懇地執行政府的方針政策,忠實地代表群眾利益,為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努力工作。
1955年,天津市第二次普選時,市區九個區在508057個選民中有484499名婦女參加選舉,占女選民總數的95.36%,最高的區達到99.96%。
1956年12月,天津市召開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。市人民代表中,女代表122人,占代表總數的21.68%;在1426名區人民代表中,女代表389名,占代表總數的27.28%;市、區女人民委員占到16.6%,每個鄉(鎮)人民委員會中,都有一名女正或副鄉(鎮)長。同時,還選舉產生了市、區的政協委員。當選為區市人民代表的婦女中,有過去圍著鍋臺轉的家庭婦女。她們參加了社會工作,為人民服務。婦女們說,“家庭婦女也能參加管理國家事,也有了與男子平等的權利,這才叫婦女真正翻身解放”。
二、婦女走上領導崗位,參與民主政治
建國后,黨對婦女干部的培養、選拔工作十分重視,在各級領導崗位上婦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。1956年,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《中國共產黨章程》的報告中明確指出:“黨必須用很大的決心培養和提拔婦女干部,幫助和鼓勵她們不斷前進,因為她們是黨的干部的最大的來源之一。”在這次會議上,全國婦聯主席蔡暢也就此問題作了重要發言,提出“要繼續根據‘德才兼備’的干部政策,大膽提拔黨和非黨的女干部,到各種工作崗位和各級領導崗位上去。”隨著國家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發展,天津市越來越多的婦女走出小家參與國家大事,走上了領導崗位。市民主婦聯號召婦女們要“議大事,愛本行”。即,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,關心國家大事,參與國家管理。天津市培養選拔的女干部大多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進城干部、地下黨、女勞動模范,基層婦女骨干。從市人民政府到基層政權在天津市的各級政權機構中均有婦女干部。她們忠實地代表群眾利益,執行政府的政策法令,為人民服務,為保護婦女利益而努力工作,因而得到了群眾的擁護和愛戴。在領導崗位上婦女的才能逐漸發揮出來,被社會認可。天津市婦女參與民主政權建設,走上領導崗位的人數逐年增加,成為天津市政治建設中的積極力量。
1954年,天津市有639名女職工被提拔到機關、團體、企業擔任干部,占被提拔人數的10.39%。
1955年,許多婦女擔任了區長、法院院長、陪審員以及市、區政府委員。全市科級以上干部全市2878人,其中女干部218人,占干部總數的7%。
1956年以后,全市有婦女干部13161人,占干部總數的17.87%。其中局、處級女干部24人,市科級干部194人,區科級干部439人,一般干部9650人。市、區女人民委員占人民委員總數的16.6%。每個鄉(鎮)人民委員會中,都有一位女正(副)鄉(鎮)長。在郊區122個鄉中,有17名女鄉長、副鄉長。
經過幾年的培養、選拔,天津市女干部、女勞動模范越來越多的走上領導崗位,成為基層婦女骨干帶頭人,成為農村城市基層政權、民主黨派、政權機構中的中堅力量。1958年,天津市機關中有女干部1萬人。在區、縣、局擔任領導工作的女干部25名。
1959年,天津市政協委員中有女委員30人、女局長3人、女區(縣)法院院長6人,大工廠有女廠長和黨委書記12人、女工程技術人員164人、女縣長2人、女縣委書記2人。天津市農村186個人民公社中,有164名婦女擔任正(副)社長。同時,少數民族婦女同樣受到尊敬和保護。紅橋區的女區長任君是回民,兼任市婦聯副主席。
建國15年時,天津市婦女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家庭地位更有了顯著地提高,有169名婦女當選為市人民代表,5名婦女當選為市人民委員。在婦女群眾中涌現出大批優秀的干部。這當中有女廠長、女社長、女車間主任、女工程師、女技術員、女干部、人民代表、勞動模范……她們作為社會主義新型婦女,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崗位上。如,李兆珍從一名普通的紡織工人,經過學文化,掃除文盲,上大學,走上了領導崗位,兼任市婦聯副主席。
1978年,在農村211個人民公社中,有164名婦女擔任了正(副)社長。各機關中有女干部10.6萬多名。在區、縣、局擔任領導工作的婦女有106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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